2024年有望順利拿到法學碩士學位的劉毅（化名）如今正在杭州一家老牌律所實習。本科畢業通過法考，如今就讀于雙一流法學院校，但和幾位“競爭對手”海歸背景、實習經歷一比，劉毅覺得自己入職的希望渺茫。雖然他并沒有把律師當作就業的唯一出路，但這一原本熱門的、高專業門檻的職業，正在讓人望而卻步。

案源、常年法律顧問資源減少，市場低價競爭，職場晉升困難……不少業內聲音認為，律師這個原本代表高薪、高社會地位的行業正在“遇冷”和“飽和”。

每萬人4.6名律師夠了嗎？

2023年，司法部發布《2022年度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統計分析》。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底，全國共有執業律師65.16萬多人，相較于我國14億人的人口基數，初步計算，2022年我國每萬人擁有律師的數量約為4.6人左右。同比分析，2022年全國執業律師人數比上一年度新增7.68萬，漲幅超13%。按此增速，2023年有望達到70萬人左右。

對比美國相似的統計數據，即每萬人約40名律師的情況來說，我國律師規模仍有提升空間。“但單純的絕對數據比較并沒有參考性，畢竟兩國法律服務市場規模、代理收費水平等也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浙江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說，近年來，每年兩位數的增幅帶來的結構性“飽和”可能是當下行業內的共識。

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律師人數超過1萬人的?。▍^、市）有23個；超過3萬人的?。ㄊ校┯?個，分別是廣東、北京、江蘇、上海、山東、浙江、四川、河南，河南首次進入“3萬+”序列。全國律師事務所新增2100多家；律師100人以上的律師事務所500家，增幅超20%。

結構性“飽和”背后，律師執業壓力不斷增大，尤其是金字塔基的一些中青年律師、跨行業進入律師隊伍的執業者。曾任貴州省律協副會長的某律所主任表示，初步估算可能有50%的律師生活在溫飽線上，過去代理費用超過萬元的案子，現在已經降低到1000元至2000元的水平。

壓力傳導擴散又進一步引發業內一些不良苗頭。云南云都律師事務所主任尚顯達說，比如低價競爭，這兩年很多律師不按規定低價收取費用，又因為低價不規范代理案件，造成不良社會影響。比如，公眾對律師團隊的評價惡化、公信力下降。“有的律師卷宗都沒看過，就當庭瞎掰亂說，一問三不知就當代理人。”尚顯達說。

行業的緊張感讓新生血液望而卻步，律師人才培養遇難點。劉毅感嘆，實習下來越來越發現，律師更多是一個“資源型”職業，沒有穩定案源連自己都養活不了，幾年做不出名堂離開律師行業選擇考公考編的大有人在。

能力短板與執業“真空”

結構性“飽和”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大部分“新執業者”存在一定能力短板。

浙江某法考培訓機構工作人員表示，這些年跨專業考證的情況普遍存在，經過集中培訓，能夠保證一定的通過率，但這部分執業者相對缺乏系統性的法律專業學習，盡管具備應試技巧，卻難以達到律師執業的能力要求，司法實務經驗更是為零。

云南凌云律師事務所主任孫文杰介紹，現在上了規模、分工細致的大律所，對實習律師的要求越來越多，除了要畢業于名牌大學之外，還要有一定的社會實踐經驗。孫文杰說：“要在法學畢業生中找出業務能力強、表達能力強、學習能力強、情商高、堅韌程度高的人，還是比較難的。”

相比于競爭激烈的簡單民商事案件代理，一些涉外、跨國民商事糾紛、高端知識產權類案件仍然存在人才缺口。例如，體育產業相關糾紛代理，大多需要精通外語、了解賽事運行規則、熟悉經紀人和運動員、職業聯盟，具備長期積累的律師，而這樣的律師比較緊俏。

此外，一些律所無序擴張造成執業律師區域性“飽和”。貴州省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委員、省監委特約監察員鐘遠人認為，部分律師事務所在全國擴張、連鎖，甚至形成規模上萬人的聯盟，從業者能力水平參差不齊對行業是一種潛在風險。

結構性“飽和”的另一面，則是在一些偏遠地區的執業律師出現“真空”。尚顯達說：“甚至司法部門免費建辦公室、發工資獎勵，都吸引不到法律人才到偏遠縣、邊境縣執業。”

北京市東元律師事務所主任韓琦燕認為，目前，在全國65萬的從業律師中，北上廣深4個一線城市約占律師人數的五分之一，如果加上重慶、天津以及一些經濟發達省份，可以說，全國近三分之二的律師都在經濟較發達地區執業。相對而言，中西部地區的律師數量遠遠不足，特別是一些邊遠地區至今仍要靠一線城市調配律師進行支援。

多維度破解律師結構性“飽和”

實際上，隨著全面依法治國的深入推進，律師總體數量增加能夠體現出社會法治水平的提升，矛盾糾紛有更多可能在法治化軌道上化解。與此同時，律師結構性“飽和”也體現出當下法律資源供給與社會、民眾法治需求還存在匹配度不高的深層次矛盾。在韓琦燕看來，這種結構性的失衡可以通過加大政策性扶持力度、優化供給、完善相關制度設計等逐步破解，讓全面依法治國事業“一個也不能少”“一個也不能掉隊”。

——做大法律服務蛋糕。昆明市律師協會發布的一份報告分別對alpha案例庫和裁判文書網案例庫進行大數據檢索和分析，得出結論：2022年云南省經各級法院審理的案件中，律師代理率均為40%左右。報告指出，目前法律服務市場仍有空間。

浙江某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表示，律師行業的高收入本質上來自法律服務市場的擴大。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法治化、國際化水平不斷提升，宏觀而言，法律服務市場規模仍有擴大趨勢，比如高端海事法律服務等涉外法律服務就是一塊很大的蛋糕。

——需求導向精準培養。昆明市一位基層法院的行政庭法官舉例說，本身擅長行政訴訟的專業律師數量就較少，真正熟悉行政法規、愿意深耕的就更少了。他建議，從源頭提升人才培養的細分程度。

尚顯達認為，數量上看律師的人數多了，但精通業務的其實并不多，部分律師專業化程度不足。韓琦燕建議，大力提高律師隊伍的政治素養、專業素養和職業素養，引入優勝劣汰機制，鼓勵更多高素質法律人士從事這個行業，促進律師行業良性發展。

——拓寬職業發展渠道。目前，浙江等地通過改革，拓寬律師、法律工作者執業路徑和發展渠道。例如，杭州等城市推廣市場化解紛，讓律師專職從事民商事糾紛調解，專業高效解決糾紛并獲得市場化的報酬。

浙江省司法廳提出，將合法性審查等預防性法律制度作為推進依法行政的關鍵環節和重要保障，并在鄉鎮（街道）配備專業的法治審查員。目標是到2024年，浙江實現每個鄉鎮（街道）至少配備一名法學本科以上或具備法律職業資格的工作人員從事合法性審查工作。這無疑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開辟了一條新的職業“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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